深刻领悟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并列举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十个成语，努力探究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不断发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着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深刻领悟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并列举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十个成语，努力探究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不断发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一、天下为公的“天下观”

 

　　中国的“天下观”内涵极为丰富，既有地理概念、政治意义，也有志向抱负、品德修为等。《礼记》记载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其“天下”主要是指江山社稷，隐含了公天下、容天下、用天下、和天下等历史命题，成为一种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代王朝兴衰更替、周而复始，初期尚能顺乎潮流、民心归附，励精图治、以图中兴，遂致功业大成、天下太平。然而后期的发展，“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导致天下动荡，江山易人，“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夏朝建立而兴起，然桀王狂傲自大，骄奢淫逸，终惹人怨天怒；商汤要求臣属“有功于民，勤力乃事”，而商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酪刑镇压人心，设炮烙以惩叛逆”，结果失去天下；周武王伐纣，“顺乎天而应乎人”，但周幽王近小人、远君子，刚愎自用、听信谗言，以致众叛亲离……历史的教训极其沉重。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朝代更替、循环往复。故而《左传》发出了那声长叹：“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似乎成为“国王永定”说的一道魔咒。

 

　　二、民为邦本的“民本观”

 

　　民为国之本，国者民之器。《尚书》阐述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与《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淮南子》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理念，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价值观，经双向互动意识交融，达成全民共识性质的国家认同。

 

　　由“民贵君轻”到“民主君客”，“民为邦本”的指向非常明确。管仲告诫桓公“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应“均地分力”“与之分货”，行此数年，民归之如流水，汇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大势；刘邦率兵到达秦朝国都咸阳，“与父老约法三章”，很快树立起西汉王朝新政权威严天下、取信于民的形象；魏征谏唐太宗要心中忧民，时时惦念百姓有无“栋宇之安、饥寒之患、室家之欢”，由“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演绎出“贞观之治”，等等。

 

　　经过历朝历代的继承发扬和丰富发展，如张载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黄宗羲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民本”的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思想，成为我国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化资源和理论武器。

 

　　三、为政以德的“道德观”

 

　　《论语》记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主张以道德教化而非严刑峻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原则。为政以德思想深邃，其精髓可概括为“六为”：正己为先、宽厚为怀、教化为重、诚信为本、忠恕为道、思义为要。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为政以德揭示了上行下效、率先垂范的基本道理。只有居上位者修德向善，带头作出伦理表率，居下位者才会更有道德自觉感，从而使道德规范在民众之中得到普遍认同和有效运行。汉初重视“以德化民”，开创了“文景之治”，而后，徐乐向武帝上书，分析国家政治动乱“瓦解”“土崩”之情形，君主应重视民生，安抚百姓，百姓不安则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生“八德”逐渐融入我国历代国家的政治生活，并成为一种执政者精英群体的伦理风尚，浸透了中华民族的内敛与厚重。刘备“以德服人”，在颠沛流离中“桃园结义”“三顾茅庐”，招揽到关羽、张飞、诸葛亮等文武之才，得以由一个卖草鞋的小贩，奋斗至三分天下的蜀汉皇帝；宋仁宗勤俭克己、亲民爱民，体恤下属，减免百姓赋税等，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开启了宋朝鼎盛时期“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仁宗之治”。

 

　　四、革故鼎新的“社会观”

 

　　《周易》解释：“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天地革而四时成”“君子以正位凝命”。社会发展要顺天应人，柔进上行，而非陈陈相因，故步自封。新事物如鲜花盛开，旧事物如枯叶纷落，革故鼎新引导欣欣向荣的万千气象。

 

　　“诸子峰起，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在士阶层中涌现出不同学派。如围绕“大道”，既不囿旧说，又固守正道，老子主张“三生万物，物极必反”，孔子推崇“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认为“不怨胜己，反求诸己”，墨子倡导“兼爱、非攻、尚贤”，庄子宣扬“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等。在创造和推动中华文化的进程中，各流派争芳斗艳，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一道勇于创新的文化风景线。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而为赢才能生机盎然。革故鼎新作为一种亘古不易的独特精神，必须始终坚持。屈原独立思考，专注探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贾谊心怀革新之道，“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王安石“总把新桃换旧符”，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们追求的价值观念历久弥新，镌刻着中华文化不可磨灭的基因与印记，已然成为永恒的精神丰碑。

 

　　五、任人唯贤的“人才观”

 

　　“宫商角徵羽”，“和”而成乐；“东西南北中”，“合”而成礼。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任人唯贤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所以《尚书》言之凿凿：“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选贤举能、任人唯贤的传统，并提炼出唯贤的多重境界。如《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这话也值得今人一再深思。

 

　　首先应尊贤，如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礼贤下士，以礼敬的态度和谦虚的品德赢得贤士的协助；其次要识贤，如鲍叔牙举贤、齐桓公任贤、管子忠贤，“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对人才进行观察识别，分辨是真贤还是似贤非贤；再次是用贤，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明朝兵部尚书王琼在宁王之乱的关键时刻，举荐王阳明出任巡抚平叛，被称为我国历史上任人唯贤的典范。

 

　　“三人行，必有我师”“巧言令色，鲜矣仁”。任贤用贤尤其要善于辨别不同观点，做到择善而从。如汉昭帝深谙“多见者博，多闻者智，拒谏者塞，专己者孤”之理，召开盐铁会议，就盐铁官营专卖征求意见；清朝曾国藩早年不避前嫌，一再举荐左宗棠担任要职，真实地表现了他“谋国之忠，知人之明；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的人才观。　

 

　　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淮南子》：“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等等，无不阐明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小天地，天人合一经天纬地。人和自然在本质上相通，天与人的关系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天人合一博大精深，其基本思想内涵可以简约为以下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为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自然界具有普遍规律，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的理想由天人协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季羡林先生无比感慨地说道：“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无不渗透着天人合一思想。比如，易学的太极八卦，其阴阳学说解释了交感生万物的道理，八卦理论揭示了能量平衡创生物质具体结构的规律，从而指导人们如何顺应自然和治理自然，如何生产生活和为人处世；农耕的四时历法，把四季循环作为一个生产周期，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农田耕种要顺天应时，遵循历法行事，依照季节变化从事农耕活动；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认为人与自然是天人相应的整体，时令更替、地理环境差异影响着人类脏腑功能活动、气血运行、机体变化等。凡此种种，蕴涵着许多天人合一的深奥哲理。

 

　　七、自强不息的“人生观”

　　

　　《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刚健有为的人格素养。古圣先贤效法天道，为人的道德修养树立标准，阐扬自强不息、敏于行、喻于义的君子人格，由此衍生为一种自强自立、绵绵不绝，永不懈怠、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江山如画，千古风流，忆多少英雄豪杰。司马迁忍辱发愤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秉承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旨意；范仲淹深情抒怀《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究其渊源，饱含着儒家的爱国爱民情怀；岳飞一腔热血挥写《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表现了他抗击金兵、收复故土、统一祖国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文天祥慷慨激昂唱响《正气歌》，浩然正气存乎天地之间，彰显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崇高民族气节。

 

　　久经挫折而不屈，历遭坎坷而不馁。自强不息作为一种人生的高贵品质，映照着做人的高尚情操，注重人应该像“天”那样，秉持只争朝夕、踔厉奋发的风格，致力于人格完善、价值实现与精神超越，即便处在人生的最低谷，也要仰望天空，在眼泪中绽放微笑，不能对艰难处境产生绝望。

 

　　八、厚德载物的“包容观”

 

　　《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之德广大无边，生育、包容和承载万物。如《论语》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左传》中的“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其中都暗含着对待不同事物的开放包容态度和宽厚大度品格。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厚德载物所凝练的“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宽以待人、厚以待物”的宽恕态度，“贵柔守雌、上善若水”的柔顺品德，被尊奉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和信念。故此，“有容乃大”浑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厉王以杀“止谤”，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因而“三年，乃流王于彘”；子产“不毁乡校”，悟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之真谛，一直被后世传为佳话；孔子教育弟子放弃“三八二十三”“一年有三季”之类的无谓争辩，缘于井蛙不可以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北宋宰相王旦具有与众不同的品格和做人做事风格，一再礼让寇准，得到众人的赞许与认可。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能够接受与自己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包容，能够原谅他人偶尔过错与失误的宽恕，能够谦逊有礼、平等待人的柔顺，都将收获他人的礼敬，赢来更多的支持。因为人们总是记得那句话：“将军额头能跑马，宰相肚里好撑船。”

 

　　九、讲信修睦的“诚信观”

 

　　“讲信修睦”最早由《礼记》提出，《论语》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礼之用，和为贵”等，阐述的也都是为人处世讲信修睦。诚实守信可以让人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善待人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诚信和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崇尚、追求与践行。

 

　　子贡曾问老师：“足食、足兵、民信”三者，如果去其二而留一？孔子坚定回答：“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当留下诚信！商鞅变法，“恐民之不信”，于是立木诺金，“以明不欺”，王安石赞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北宋晏殊素以诚实著称，少年时代，他参加考试请求换题，被赐予“同进士出身”；任职期间，他如实告白不能参与宴游只因家贫，受到宋真宗的赞赏。昌邑官员王密以“暮夜无人知”为由，身带重金拜访杨震，受到杨震严词拒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人知？”

 

　　“诚信”与“和睦”密切相关，融为一体。从个体层面而言，“信”是人格基础，是立身行道必须固守的道德底线；从社会层面而言，人们对“信”的坚守是维持和谐、促进团结的重要纽带；从国家层面而言，“信”是政权稳固的重要基石。无论是人与人、家与家，还是国与国之间，都要适时调整相互关系，保持相互信任，达至亲密和睦的境界，其中彼此之间恪守诚信最为关键。

 

　　十、亲仁善邻的“仁爱观”

 

　　中华文明“亲仁善邻”的涵义悠长深远。《左传》：“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孔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孟子：“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如此经典古训，不胜枚举。

 

　　“远亲不如近邻”“亲仁善邻，协和万邦”。“邻里”作为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在我国极具深厚农耕文化智慧的意境与气韵。中华民族重信义、懂情义、讲仁爱，历来反对“以邻为壑”。如白圭炫耀自己治水功勋比禹还大，孟子告诫他：“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

 

　　中华民族一向主张“聘交邻好”，与邻人、邻里、邻邦之间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如楚庄王夜酬有功将士，为了不使酒后调戏爱妾的将士难堪，令众将士取下头冠；墨子制止荆国杀宋，认为“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是不智、不仁、不忠、不强、不义之举。这些，都给后人留下一面面明镜，铸成了中华民族大国风范的根与魂。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己之心推及他人，不能轻易考验人性，站在道德制高点要求别人。子贡赎鲁人于诸侯，不取其金，受到孔子斥责；子路拯溺者而接受牛的谢礼，孔子给予褒奖；颜回“偷食”被污染的米饭，得知真情后，引发孔子的自我反思。从中，我们可以发觉那一片充满亲仁善邻的赤爱之心。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孕育出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厚的哲学思想、道德情操、价值观念、审美品格、艺术情趣、辩证思维和科学智慧，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文化根脉，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生机勃勃的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唯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