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珠山区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景德镇学院教师洪瑶反映：

　　高校师生思想动态是我国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力量之一,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他们的思想动态将影响到他们日后在工作、生活中的行为;而毕业班同学面临着就业问题以及即将走入社会等不稳定因素,教师因毕业论文写作、发表等任务又异常繁忙。笔者围绕“高校师生心理状况”主题思想动态展开调研，本次调研采用网页问答形式,共回收有效答卷 1532 份,其中学生占 79.45%,老师占 20.46%。包括本科生、研究生,985、211、普通本科、专科等多层次学校。

　　一、基本情况

　　总体来看,师生整体精神面貌良好,绝大部分师生能够适应毕业季的高强度工作和突然涌入的事件,都表现出好的势头。通过调查,绝大多数学生表示都会利用空余时间关注时事热点、参加春招、双选会、坚持学习备考备赛、合理规划未来。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学生们也清晰地认识到坚定的理想信念、良好的心理素质、广博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创新思维的重要性,只有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能不断实现人生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有 60%的学生和 40%的老师表示毕业季自己会有“焦虑食欲不振”“怕完成不了学校相关任务/找不到工作而睡眠质量变差的情况”,其中有 40%的师生有“精神内耗”的相关表述。

　　二、高校师生“精神内耗”的主要来源

　　一是理想的“高开低走”和压力的无限升级,打破了高校师生对物质生活和个人发展的乐观预期。通过线上、线下学生代表座谈会及走访学生寝室、召开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开展思想动态调研活动。调研显示:毕业生求职时理想丰满与现实骨感交织导致“自我贬低”和“自我攻击”。高校师生认为自己能够凭借高学历、高***在现实世界中以一己之力实现“35 岁财务自由”,然而学习、就业、买房、婚姻、养孩等现实压力与预期目标出现偏差,致使青年较为普遍地陷入焦虑、自卑的泥潭不可自拔,只能无奈自嘲为“打工人”。不堪压力重负的青年则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进行,尝试在焦虑、紧张、敏感和怀疑的气氛中。

　　二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使***的“硬通货”功能不断弱化,进而引发学历的“通货膨胀”。毕业班教师***教育背景下“社会身份”产生结构失位。

　　三是存在高学历与低能力结构性矛盾。据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7.8%,普通本科招生 444.60 万人,研究生招生 117.65万人,其中,博士生 12.58 万人、硕士生 105.07 万人。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应用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突发应急事件处理能力、创新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抗压能力的培养相对缺乏,难以达到技术人才尤其是高精尖技术人才所需要的技能水平,形成了高学历与低能力的结构性矛盾,教师群体加剧自身精神内耗的生成。

　　三、意见建议

　　(一)深化教育体系改革创新,满足青年提升社会身份的预期

　　高校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大学生难以满足提升社会身份预期的重要因素。因此,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应该立足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从青年劳动力结构的构成要素入手,更新专业理论知识与实习培训、实践创新双管齐下,以便于青年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谋得与自己***教育相符合的就业岗位。除此之外,高校还应该建立和完善心理保健和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教育机制。目前,高校心理教育健康工作机制呈现片面性特点,比较关注甚至只关注表现出明显心理问题的学生。建立健全预防、干预、治理一体化的教育机制,培育青年的独立性和适应性,提升自身的抗压能力,从而促其健康成长。

　　(二)深化就业制度改革创新,满足青年提升社会身份的诉求

　　受目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高校毕业生人数史无前例的激增,“就业难”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平稳发展的重大难题。理性审视就业难背后隐藏的社会结构性失位导致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或许可以对满足青年提升社会身份的诉求提供部分启示。一方面,疏通阶层流动渠道,建立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制度体系。个人努力和***教育等后致性因素难以打破强势阶层的“精英复制”,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因此,国家应该出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阶层流动制度,充分发挥***“硬通货”对人才的筛选功能,避免青年在奋斗者与躺平者心理拉扯中沦落为“蹲族”。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兴就业岗位,为青年提供了更多自由多样的选择。青年应该打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在迎合社会智能化、技术化和服务化趋势的同时,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国家还应不断完善数

字经济领域的技能培训、劳动纠纷、社会保障等政策,为青年从事相关工作提供制度性保障。

　　（三）净化网络空间,营造求真求上的社会氛围

　　强化网络侦查监督,建立“法治”“自治”协调机制。要消除网络“贩卖焦虑”对青年的影响,除了解决信息发送首端的问题,还应该强化信息传播过程的督查,做好舆论审查与监管。网络的虚拟性、交互性、隐蔽性,为网络空间里消极低俗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提供技术支撑。因此,建立多元参与的互联网监督治理机制势在必行。首先,建立国家与圈群双向互动的“法治”协调机制。一是完善国家层面有关网络监管的政策、文件和意见,建立硬性管理和软性治理相结合的网络监管新格局;二是建立圈群规则和圈群标准,避免网络极化的舆论发酵和去中心化的主流价值偏离。其次,提升网民自身素质,加强“自治”。